1931年4月2日  

毛澤東以總政治部主任名義發布《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》。通知在重申“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”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提出：“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。”通知指出：我們現規定了人口和土地兩種調查表格，主要是要統計各階級土地和人口比例，更具體地以鐵的事實來解答我們現在許多問題。如能照深刻注意實際的正確的統計填寫起來，是能解決我們許多問題的，特別是現在分配土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。過去許多地方往往忽視實際事實的調查，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劃，去指導下級工作，結果計劃是行不通的，指導是錯了的。為使調查材料真實正確，第一，必須建立對這一工作的深刻認識，看清楚這一工作的重要；第二，調查的人要不怕麻煩；第三，上級政府派出去指導的同志和政治部負責任的同志，須將兩張表格的內容及調查時要注意之點，詳細向執行這一工作的同志說清楚。通知還規定了階級和階層劃分的原則標準：富農標準要是以剝削為他收入的相當部分。那些少量放賬或借賬的人還是列在中農。那些原是雇農，中間（未革命前）已經租得土地耕種的人還是列入貧農。那些全家不耕田，專靠獨立勞動（做裁縫、木匠等）謀生活的才叫獨立勞動者。半耕半做手藝的還是按照他的經濟地位列入貧農、中農或富農里面去。自由職業者與流氓的分別，是在自由職業者謀相當正業（如醫生、教員等），流氓無一定職業，生活行為亦不一定，而且都是做壞的事多。這個通知收入《毛澤東文集》第一卷。 

1948年4月2日  

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，闡述黨的群眾路線和怎樣辦好黨報的問題。談話指出：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，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，每一個斗爭，不但領導干部懂得，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，都能掌握，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。我們黨所辦的報紙，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，都應當是生動的，鮮明的，尖銳的，毫不吞吞吐吐。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。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，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，靠全黨來辦，而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。 

1949年4月2日  

毛澤東復電傅作義，表示歡迎國民黨文武官員采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。電報指出：南京政府發動內戰的政策，是完全錯誤的。數年來中國人民由于內戰所受的浩大災難，這個政府必須負責。但是執行這個政策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文武官員，只要他們認清是非，翻然悔悟，出于真心實意，確有事實表現，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，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，不問何人，我們均表歡迎。這封電報收入《毛澤東文集》第五卷。 

1980年4月2日  

鄧小平在同中央有關負責人談長期規劃問題時強調，要注重提高經濟效果、增加人民收入。在談到建筑業和住宅問題時指出：從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看，建筑業是國民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，這不是沒有道理的。過去我們很不重視建筑業，只把它看成是消費領域的問題。但是這種生產消費資料的部門，也是發展生產、增加收入的一個重要產業部門。要改變一個觀念，就是認為建筑業是賠錢的。應該看到，建筑業是可以賺錢的，是可以為國家增加收入、增加積累的一個重要的產業部門。建筑業發展起來，就可以解決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，就可以多蓋房，更好地滿足城鄉人民的需要。隨著建筑業的發展，也就帶動了建材工業的發展。在長期規劃中必須把這個問題放在重要地位。

在談到能源問題時指出：長期規劃第一位的問題是能源，把它規劃好了，使它真正走在前面，就解決了長期規劃一半的問題。這個問題不解決，各項事業寸步難行。各國解決能源問題，都有各自的側重點。我們的側重點，應該是煤的開發和利用，其次要搞水力發電。這要和對外貿易、利用外資、引進技術結合起來考慮，也要同開發西南的有色金屬、稀有金屬聯系起來考慮。

在談到交通問題時說：發展商品經濟，交通必須走在前面。在談到農業問題時說：對地廣人稀、經濟落后、生活窮困的地區，像貴州、云南、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，我贊成政策要放寬，使它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，發展自己的特點。西北就是要走發展畜牧業的道路，種草造林，不僅要發展現有的牧場，還要建設新牧場。農村要鼓勵種樹，要發展多種副業，發展漁業、養殖業。政策要放寬，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，多找門路，增加生產，增加收入。在這些地區要靠政策，整個農業近幾年也要靠政策。政策為農民歡迎了，即使沒有多少農業投資，只要群眾的積極性發揮了，各種形式的經濟、副業發展了，農業增產的潛力大得很，發展余地大得很。農業問題，計劃不要摳得太細，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資，還是多從政策上考慮問題。總之，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從提高經濟效果、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慮問題，要按這個精神搞長期規劃。

2001年4月2日 

江澤民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上講話。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，他指出：要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好，必須堅持好四項基本原則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。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，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是緊密結合、相互促進的，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、對立起來，而應該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。這是二十多年來我們黨最可寶貴的經驗，是我們事業勝利前進最可靠的保證。 

他指出：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，必須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堅強的政治保障。古人說，“求木之長者，必固其根本”。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管我們建設和發展的政治方向、政治保障的，因此我們說它是立國之本。如果動搖了四項基本原則，或者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得不好，那就會在政治方向、政治保障上出問題，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就不能成功。 

2018年4月2日 

1959年

4月2日—5日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。全會通過了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，檢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。會議要求公社在統一分配上，承認隊與隊、社員與社員收入之間的合理差別；在體制上，實行權力下放，三級管理，三級核算，隊為基礎。

1975年

4月2日 董必武在北京逝世，終年90歲。董必武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，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和法學家，是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。新中國成立后，董必武曾任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，政務院副總理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，第二屆政協副主席，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、代理主席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。